提高高等教育女性生育意愿

　　2021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在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女性的生育水平值得重点关注。

　　一方面，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高等教育女性会成为我国的重要生育主体。从201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学在读人数占18～22岁群体比例)就超过了50%，加上女性相对于男性在高等教育上的优势，可以预期未来我国超过一半的育龄女性将会接受高等教育。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女性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持续大幅上升。对应年份的人口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20～49岁)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从1990年的2%上升到了2015年的20.7%。另一方面，未来我国家庭是否会继续向少子化模式变迁，作为女性现代生活方式引领者的高等教育女性是判断未来我国生育行为模式变迁的风向标。因此，从这两个意义上说，非常有必要了解高等教育女性的生育水平及其面临的困境。

　　从理论上看，高等教育可能会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掌握更多的避孕知识、改变女性个人生育价值观、影响终身结婚可能性、改变对孩子质量/数量的偏好等机制影响到女性的终身生育水平。那么，在我国，主要有哪些机制在发挥作用呢?笔者研究发现，在我国，相对于高中学历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虽然结婚时间有所推迟，但仍然维持着较高的结婚率。有学者研究发现，在避孕知识和行为方面，我国高中学历女性群体与高等教育女性并没有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接受高等教育可能会导致女性更多追求自身的职业发展而非传统女性所追求的家庭价值，但观念的改变相对缓慢。虽然部分现代女性已经不太认同“多子多福”等生育观念，不过从生育行为来看，我国大多数高等教育女性仍然保有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的传统观念。因此，高等教育对个人生育价值观的变化存在影响，但并不太大。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机制与当前比较高的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由于当前女性会因为生育而对其自身职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加上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成本较高，相应的政策支持措施还并不完善，导致目前部分高等教育女性的生育意愿比较低，生育意愿的实现也受到诸多因素制约。

　　研究发现，在我国，主要通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个人生育价值观、孩子的生育养育成本等因素影响高等教育女性的实际生育水平。因此，在当前三孩生育政策的背景下，有必要出台相关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帮助高等教育女性提升其生育意愿，降低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成本。

　　首先，要构建生育友好型劳动力市场，在工作灵活性、工作时间安排上帮助高等教育女性更好兼顾工作与家庭。然而，受经济效益影响，企业完善诸如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制度的动力较小，政府需要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措施对企业进行相关支持，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我国女性整体的劳动参与率位居全球前列，而我国高等教育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低学历的女性，因此，构建生育友好型劳动力市场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女性大多还存在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的传统观念，部分高等教育女性还存在生育二孩(或三孩)的生育意愿。鉴于高等教育女性大多生活在城市，然而当前城市房价高企，居高不下的房价收入比，让年轻夫妇很难购买得起房子，从而极大地推迟了高等教育女性进入婚姻的年龄。再加上受城市经济生活压力大、托育供给不足、生育和养育孩子成本高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高等教育女性的生育潜力难以发挥。因此，要从财政和税收上采取生育支持措施，降低年轻人的婚姻和生育成本，尤其是在住房、生育和养育孩子方面，从财政上对家庭予以补贴，大幅增加城市托育的公共服务供给，并从税收上对生育二孩或者三孩的家庭给予优惠，才能有效释放生育潜力，让更多家庭有意愿生育二孩或者三孩。

　　最后，高等教育女性职业生涯早期倾斜度较大的“年龄—收入增长曲线”也是造成高等教育女性初育年龄推迟的重要因素。“年龄—收入增长曲线”反映了个人在职业生涯中年龄与收入变化的关系。与低学历的女性相比，高等教育女性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收入增长得更快。当前，不少职场女性为了职业发展推迟生育，导致我国初育年龄持续上升。这种情况在高等教育女性身上更为普遍。相关研究发现，提早生育会让高等教育女性在职场上遭遇损失，而低学历女性面临的“母职惩罚”要小得多。由于女性最佳生育期的存在，过度的生育推迟不仅会提高不孕不育的概率，而且会缩短生育窗口期，从而造成生育水平下降。虽然改变“年龄—收入增长曲线”非常困难，但是在不影响婴儿健康的情况下，各方力量为女性生育后职业回归创造条件，将有助于缓解高等教育女性初育年龄推迟的趋势。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多数高等教育女性仍然保有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的传统观念，相关生育支持政策要及时调整优化，抓住女性的生育最佳窗口期，构建生育友好型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女性的生育意愿，进而提升高等教育女性的生育水平。

　　本文发表于2022年3月4日《中国人口报》

　　文┃赵国昌 朱州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来源：人口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