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低生育率应对

　　2022年，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41175万人，与上年相比减少85万人。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怎么看?怎么办?几个观点与大家分享。

　　人口负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发展快速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发展类型转变。上世纪90年代，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1)以下，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总量低速惯性增长。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口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机制发生了转折性变化。2010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育龄妇女规模下降，人口负增长惯性不断积累。2020年前后，人口总量进入“零增长”区间(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前后，增减数量在100万以内的区间)，2021年出现第一个人口峰值，2022年人口总量开始减少，标志我国人口总量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首先，人口负增长和高龄少子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伴而生，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过程，将会贯穿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提升全民受教育水平，促进人们生活方式变化、生活品质提升的发展成果。

　　二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在人口高速增长时代，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转为人口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需要应对高龄少子化挑战，加强民生保障制度建设。

　　三是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人口基本国情的长期结构性变化，劳动力数量还将持续缩减，迫切需要推进劳动力质量对劳动力数量的替代，促进要素投入驱动的发展向技术和创新驱动的发展转变，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我国育龄人群的生育赤字较大

　　我国的人口负增长由于近年来生育水平的快速跌落而提前到来。尽管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过程，但由于健康服务水平提升、预期寿命延长，死亡人数变动不大，每年在1000万左右。因此，人口负增长主要由出生人口快速下降驱动。全面两孩政策累积效应释放完后，我国生育水平快速跌落到1.5以下，受疫情等多方面影响，2022年跌至1左右，进入世界极低生育水平国家之列，低于日本，直逼韩国。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当前我国育龄人群的理想子女数约为1.8个，打算生育的意愿约为1.6个，现实生育约为1.1个，表明很多家庭的生育意愿没有满足。如果将理想子女数与实际生育数之差计为“生育大赤字”，生育打算数与实际生育数之差计为“生育小赤字”，则大赤字高达0.7个，小赤字达0.5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如城镇化、教育发展等对生育意愿影响较大，而养育子女的现实困难则是群众实现生育意愿的刚性约束，比如“生不出”“没人带”“住房小”等等。年轻一代生育意愿更低，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出生人口必将进一步降低，加剧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对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和不利影响。

　　将应对低生育挑战上升为国家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为应对低生育挑战指明了方向。应着眼于长期制度建设，制定应对低生育挑战的专项规划，完善人口治理体系，确保人口发展战略的实施。

　　加强家庭价值观引导。应加快实施新型家庭文化建设工程，通过优秀影视作品、网络作品潜移默化地加强对青少年婚恋观念的引导。宣传倡导适龄婚育，巩固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基础。搭建社交平台提供婚恋机会及咨询等婚姻辅导，帮助适龄青年进入婚姻。在全国开展家庭友好城市、社区、单位创建活动，鼓励出台支持家庭养老育儿的政策措施。

　　加强生育保障基本制度建设。完善生育保险对女性的就业和经济保障功能。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从事自主创业、平台经济等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建立多源筹资渠道，提高补偿水平，减轻用工单位的负担。积极探索家庭婴幼儿照护补贴制度，为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家庭成员及社会服务人员给予经济补贴。逐步将婴幼儿照护服务和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实施生殖辅助技术推广计划和生殖健康专项行动。开展生命起源教育，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完整的生殖健康教育体系。将生育支持融入所有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推进制定以家庭为单位的福利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家庭育儿的外部环境。

来源：人口与健康